新写实小说中现代性焦虑的凸显

铁珈名

（湖南省长沙市长郡滨江中学，湖南长沙410006）

 

摘 要:社会转型时期的新写实小说过度关注人民大众的琐碎生活，既反映了作家对人民价值观念嬗变的反思，也表达出对普通民众无意义生活和文学边缘化的现代性焦虑。新写实小说关于现代性焦虑的表述正是文学面对社会危机而尝试的新的适应方式，成就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形态。

关键词:新写实小说；社会转型；现代性焦虑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11-08

文章编号:1674-120X（2019）09-0038-02

作者简介:铁珈名（1991-），女，湖南省长沙市长郡滨江中学教师，本科。

 

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现代性焦虑”就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的社会心理课题，而改革开放国门的主动打开则使得知识分子把“现代性焦虑”由于国于家转向自我个体。在文学上具体表现为:文学开始收起了手中的社会政治风向标，不再把实现崇高、树立典型作为社会目标，转而面向芸芸众生的普通生活，以旁观者的视角、生活“碎片”的方式，展现真实的生活面貌。于是，充当着社会转型时期文学领域马前卒的新写实小说，标新立异，迅速占领了转型时期文学的历史舞台。

一、何为社会转型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在政治经济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社会转型对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末才以新写实小说———种文学思潮的方式正式显现。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在社会转型这个背景下新写实小说的发展状况，主要是指刘恒、池莉、方方、迟子建、叶兆言、刘震云等以小工人、小知识分子、小科员等平凡而庸常的小人物的茶米油盐、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以写实、原生态的还原为主要特征，抛却典型人物与典型形象，回避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

二、何为现代性焦虑

1978年后，尤其是中国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社会开始整体的嬗变，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西方社会咂舌。“现代性焦虑”即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发生整体嬗变的阶段，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状态发生形式上的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社会发展不平衡，保障制度缺失以及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发展，社会成员表现出心理层面上的急功近利与焦躁不安的心态。如果这种心态不及时调整，有可能会从量变产生质变，影响社会稳定，降低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凝聚力，危害个体的身心健康。本文旨在探讨现代性焦虑在新写实小说上的表现以及各位新写实小说家在作品中体现出的为应对现代性焦虑而进行的自我状态的调整以及对现代性焦虑的超越与克服。

三、现代性焦虑的表现

（一）文学话语权的消解

社会转型在文化界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文学话语权的消解，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萎缩。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蒙成为文学生命发展的预言者——“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文学界的变化也如“深圳速度”一般，曾经在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到80年代初的先锋文学间一直被视为风向标的英雄楷模与神圣的革命理想在80年代后期完全遭到忽视，反而被曾经不屑一顾的“物质”抢占了社会方方面面的阵地，包括文学界。“人们变得日益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经济活动上而不是集中在政治动荡、政治变革和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意识形态上的时候，对文学的热度会降温。”

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彩电、自行车、电冰箱等家用电器成了寻常家庭的必备之物，电影院、俱乐部聚集着青年男男女女，现实的生活有了更为多样化的选择，不必局限在一方报刊中，任由知识分子们品头论足。各种讯息与价值观充斥在生活中，曾经象征着“高大上”的革命理想因其与“物质”相互排斥的品格而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二）作家的身份的位移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永远高于自己的生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都认同的文化价值体系。然而，1979年以后，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不再是普世的阳光，而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声势浩大、无可阻挡的物质浪潮。职业不分三六九等，作家也是普通行业的一员，甚至是一个稍显寒酸的职业。上海学者陈思和形象地将这一作家身份的变化称为“广场意识”:知识分子曾经指手画脚的“广场”改建成贸易集市，他们在大众的吵吵嚷嚷的交易声中被挤向“广场”边缘，兀自茫然。

作家身份产生的位移在池莉的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有着直接的体现。以下是主人公猫子在武汉夏日的夜里与四的一段对话:

猫子说:“四，我给你提供一点写作素材好不好？

四说:“好哇！

猫子说:“我们店的一只体温表今天爆炸了。你看邪不邪乎？

四说:“哦。”

猫子说:“怎么样？想抒情吧？”

四说:“他妈的。

猫子说:“他妈的四，你发表作品用什么笔名？”

四唱起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麦子说:“你真过瘾，四。

四将大背头往天一甩，高深莫测地仰望星空，说:“你就叫猫子吗？”

猫子说:“我有学名，郑志恒。”

四说:“不，你的名字叫人！

猫子说:“当然。”

然后，四给猫子聊他的一个构思，四说准把猫子聊得痛哭流涕。四讲到一半的时候，猫子睡着了。四就放低声音，坚持讲完。

四是社会转型时期迷失在生活里的不成气候的作家的典型代表，是一个街坊邻居都讨厌的酸文假醋的作家，而猫子则是武汉市的一个小售货员，是新写实小说中普通城市市民的典型形象。80年代以前的作家，即便是没有名气的作家，那也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说出的话尽管不是金科玉律，也是至理名言。谁曾想，才过了十来年，作家竟被他们自己文学作品中“市侩”的小市民所不屑。在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则是直接展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小林面对生活的窘迫与艰涩而无奈不停地作出退让，小林，或者说知识分子们不再以追求人生为目标，取而代之的是不得不为生存而挣扎。知识分子长久以来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化、政治以及道义的制高点，以超越大众、超越自我的精神为依托，不同于流俗，但是在物质需求对民众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冲刷下，他们也不得不回归庸常的日常生活。

（三）刻意的琐碎也是一种焦虑

新写实小说作家既是生活的旁观者，也是生活的亲历者，他们只有通过小说中的人物隐晦含蓄地表露出自己对生存窘态的焦虑与无望的抗争。一方面，新写实小说的作家都出生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这正是一个家家户户都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年代，似乎所有人一夜之间都在为生计奔波，物质上的失落感唤起了作家们小时候的饥饿成长焦虑。另一方面，“商业文化和政治文化无所不在的压力，使他们深深感受到文学边缘化所带来的痛苦与失落”，他们的反抗频遭滑铁卢，“不自觉地向日益蓬勃的物质文化暗送秋波”。在成长体验、文学边缘化以及自身生活的三重压力下，作家们把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作品中时刻都充斥着大量的琐碎平凡的日常生活细节，使得情节一个紧接着一个，显得紧凑而简短，情节之间的偶然与随机取代前后因果。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人情关系、评职评称、孩子保姆、婆媳同事…如《单位》中的分梨、升职、民意测验、痔疮手术、入党、打扫办公室卫生、倒开水、收拾梨皮、搬家、合住矛盾、带孩子、作风问题、子宫疾病、蝈蝈风波等。

“过刚易折，强极则辱”，新写实小说以强烈的势头抢占着文学的高地，但是由于巨大的文学创作惯性，使得新写实小说在异军突起后呈现出走向极端的另一面。过于琐碎也是一种焦虑的心理状态，“放弃了重大题材的抒写，过分关注一地鸡毛式的琐碎的日常生活题材”，这是新写实主义作家在小说中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社会心态以及生活的无意义的焦虑与恐慌。这种鸡毛蒜皮、纤毫毕现的为了生存而生存的生活将一直向前，缓慢而艰涩。

四、现代性焦虑的超越与克服

在古代中国，《周易》中以“忧患”来解释“焦虑”，后经过儒、道家的发展，“焦虑”演变为精神道德上的忧虑，外在的困境引起焦虑，却是可以通过思想道德与责任的限制来抵御焦虑，人只有在自身内心主动接受道德与责任的约束与负重，才能心境平和，生活的躁动和不安才能消除。

这对于致力于做时代风向标的作家们而言，把道德与责任当作生活艰辛难行的助力剂是他们借以改变小人物们焦虑性的良策。生活在物质社会的人们经历的是生活的艰辛、人际关系的复杂以及社会角色的多样，他们时时刻刻面临着周围人的攀比、生活的意外以及不可抗争的处境等外在考验。克服这些焦虑的办法除了努力工作外，更重要的是用内心的“自律”承担起生活的责任。因而，在《烦恼人生》，印家厚一家因为儿子摔跤而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印家厚忍无可忍，“看见手中起子的寒光一闪，一个念头稍纵即逝”，这个念头把他自己也吓坏了。生活依旧困窘不堪，租的房子被传言面临拆迁，但是，印家厚在睡前依旧在心底向自己的老婆许诺:“我一定让你吃一次西餐。”“将竭尽全力去做！”这是一个在生活的洪流中苦苦挣扎的汉子对自己肩上责任的诺言。无论物质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意义多么重大，倘若没有道德与责任的制约，生活就会使人陷入更大的焦虑之中。

因此，在新写实小说作家的笔下，主人公即便是生活艰难、工作不顺利，也不会因此丧失全部的主体性，相反，他们在自己能力之内选择了向生活进行不屈的反抗，坚守内心的道德底线，勇敢地挑起肩上的责任。黑暗残酷如《风景》中一家子的生活，但作家也给予了一线光明，像向往光明的二哥以及勇于承担责任的杨朦。我们看到的是作家背后无声的支持，还有鸡毛蒜皮中点点人性的光辉，以及如何在生活的洪流之中超越与克服现代性社会的焦虑。

 

参考文献:

［1］韩传喜，姚慧卿.20世纪末中国先锋文学的现代性诉求与焦虑［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3（2）:119-125.

［2］丁 帆.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J］.当代作家评论，2010（5）:4-16.

来源：《教师》。